北宋阿云案之争

黄一平

《宋史.许遵传》：会妇人阿云狱起。初，云许嫁未行，嫌婿陋，伺其寝田舍，怀刀斫之，十余创不能杀，断其一指。吏求盗弗得，疑云所为，执而诘之，欲加讯掠，乃吐实。

此案实在简单不过。阿云姑娘已经许了人家，尚未行合卺之礼，但她嫌未婚夫长得实在得罪观众，有违环保，就趁他在田边房舍里熟睡之机，举刀一阵乱砍，十多刀都未砍死，只砍断了一根手指。之后，官方查起来，怀疑是阿云干的，抓起来审讯，待要大刑伺候时，阿云她招了。

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人犯供认不讳，下判科刑就是。不料就这么个小小案件，竟弄得诺大个大宋朝廷满朝震动，司马光、王安石各领一军，翰林学士、大法官各持己见。御史台、审刑院、刑部、大理寺莫衷一是，连皇上都弄得三六不知二五，“两制、两府定夺者名一敕，出而复收者一，收而复出者各一。”争论纵横，迁延一载有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

这事还是许遵惹起来的。许遵“及为登州，执政许以判大理”，他来裁判此案。“遵按云纳采之日，母服未除，应以凡人论，谳于朝。”许遵认为阿云被聘定时，还在为母亲服丧期间，应以凡人论（此处可能是规避其谋杀亲夫的十恶大罪），以此为基础作出裁判，并上报朝廷。“有司当为谋杀已伤。遵驳言：‘云被问即承，应为按问。审刑、大理当绞刑，（按宋律，谋杀已伤者，绞）非是。’事下刑部，以遵为妄。诏以赎论。”许遵连如此明白的事情，都要坚持从轻发落，还“被问即承，应为按问”，认定阿云“欲加讯掠，乃吐实”为自首，是不是他主审法官吃了情受了贿什么的？非也，“遵欲立奇自鬻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宋史.许遵传》）纯属标新立异以卖弄自己，我们可不能冤枉人家。批到刑部审查，认为许遵的主张是错的。于是坏了，皇上下诏，以赎职论。许遵还不服，“复言：‘刑部定义非直，云合免有因之罪，今弃敕不用，但引断例，一切按而杀之，塞其自首之路，殆非罪疑惟轻之义”云云。

这段话，有必要稍作背景交待，宋朝成文法为《宋刑统》，它是在继承《唐律》的基础上，从宋朝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出发，稍作审定，并收集了自唐开元以来至宋初一百五十年间的敕、令、格、式中的刑事规范，汇编而成的，内容十分完备。终宋之世，很少修改，十分稳定。同时，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、经济形势，“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”，（《宋史.刑法志》）皇帝随时发布敕令予以补充、修改，形成了宋朝立法史上“敕律并行”的状况。这里所涉及的敕，估计是某篇敕中，有关于自首可免有因之罪的规定，宋典浩如烟海，未能查及，不过在下文中，还会有进一步的涉及。

神宗皇帝于是重视起来了，诏司马光、王安石议。两位都是翰林大学士，当朝重臣，且是历史名臣，且看他二位怎么说。《通考》有载，且原文录下来：

光言：“凡议法者，当先原立法之意，然后可以断狱。按律，其于人损伤，不在自首之列。释谓犯杀伤而自首者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者，盖以与人损伤既不在自首之列，而别因有犯，如为盗劫囚、略卖人之类，本无杀伤之意而杀伤人者，虑有司执文并不许首，故申明因犯杀伤而自首者，得免所因之罪。然杀伤之中，自有二等。其处心积虑，巧诈百端，掩人不备，则为之谋。真情径行，略无顾虑，公然杀害，则为之故。谋者重，故者轻。今因犯他罪致杀伤人，他罪得首，杀伤不原，若从谋杀则太重，若从斗杀则太轻，故参酌其中，从故杀伤法也。其直犯杀伤，更无他罪者，惟未伤可首，已伤不在首限。今许遵欲以谋与杀分为两事。按谋杀、故杀皆是杀人，若以谋与杀为两事则故与杀亦为两事也。彼平居谋虑，不为杀人，当有何罪而可首者？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，不得别为所因之罪。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，从故杀伤法，则是斗杀自首，反得加罪一等也。云获贷死，已是宽恩，遵为之请，欲天下引以为例，开奸凶之路，长贼杀之源，非教之善 者也。臣愚以为，宜如大理顶寺所定。”

篇幅太长，难以一一译出，司马光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：

一、凡断狱判案，须先吃透立法精神。对的，按照关于自首的立法原意，损伤他人，不在适用自首之列。

二、即使适用自首规定得免所因之罪的，也要按故杀伤人治罪。

三、得免所因之罪之“因”，在于杀伤之前另有一事，如盗窃、略卖人等，这些罪，可得免。

四、杀伤分有三等，谋杀、故杀、斗杀，谋杀重，故杀次之，斗杀为轻。如此三分法不知合当时立法之意否，笔者实在看不出谋杀与故杀两者区别。都是直接故意，都是同样严重的蓄意剥夺他人生命权的犯罪，司马光如此划分，显得牵强。

五、“其直犯杀伤，更无他罪者，惟未伤可首。”似多此一言，未伤，有何罪首之？

六、批驳许遵将谋杀分为谋与杀两事，是荒唐的。

七、若按许遵所请，天下引以为例，则后果十分严重。“开奸凶之路，长贼杀之源，非教之善者也。”

总之，司马光不同意许遵所请，主张维持大理寺贷死（即死刑缓期执行）的判决。

安石言：“《刑统》杀伤罪名不一，有因谋，有因斗，有因劫囚、窃囚，有因略卖，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，有因强奸，有因厌魅咒咀。此杀伤而有所因者也。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，故《刑统》因犯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。其意以为，于法得首，所因之罪既已原免，而法不许首，杀伤刑各未有所从，唯有故杀伤为无所因而杀伤，故令从故杀伤法。至今因犯过失杀伤而自首，则所因之罪已免，唯有杀伤之罪未除。过失杀伤，非故杀伤，不可亦从故杀伤法，故《刑统》令过失者从本过失法。至于斗杀伤，则所因之罪常轻，杀伤之罪常重，则自首合从本法可知。此则《刑统》之意，唯过失与斗当从本法，其余杀伤得免所因之罪，皆从故杀伤罪科之，则于法所得首之罪皆原，而于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，其杀伤之情本轻者自从本法，本重者得以首原。今刑部以因犯杀伤者谓别因有犯，遂致杀伤。窃以为律但言因犯，不言别因。则谋杀何故不得为杀伤所因之犯？又刑部以始谋专为杀人，即无所因之罪。窃以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，已伤者绞，已杀者斩。谋杀与已伤、已杀自为三等刑名。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，然后有己伤、已杀绞、斩之刑名，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？今法寺、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，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事，其失律意明甚。臣以为云谋杀已伤，按问欲举自首，合从谋杀减二等论。然窃原法寺、刑部所以自来用例断谋已伤不许首免者，盖为律疏但言有因盗杀伤，盗罪得免，故杀伤罪仍科，遂引为所因之罪止谓因盗杀伤之类。盗与杀伤为二事，与谋杀杀伤类例不同。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，其于出罪，当举重以包轻。因盗伤人者斩，尚得免所因之罪，谋杀伤人者绞，绞轻于暂，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。然议者或谓谋杀已伤，情理有甚重重，若开自首，则或启奸。臣以为有司议罪，惟当守法，情理轻重，敕许奏裁。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，则法乱于下，人无所措手足矣。

极少见到大人物如司马光与王安石者论法，读之十分有趣，就象当初大学时学生会组织的论辩赛。无论正方反方，言之成理即可，两位老先生确也是论辩高手，论起来是逻辑井然，滴水不漏 。再归纳安石的大意：

一、从关于故杀伤法的立法意旨来看，只有故杀伤为无所因之杀伤，其余之杀伤，皆为有因，此则《刑统》之意，即立法原意。

二、再看关于谋杀的规定，有谋杀者三年，已伤者绞，已杀者斩。故可知谋杀分为三事，因此谋杀也是所因之杀，而刑部“以法得首免之谋杀，与法不得免之已伤合为一事。”显然，违背立法原意是很明白的。

三、法寺、刑部之所以出错，在于理解所因之杀伤仅止于盗杀，这是十分有限的，所以是错误的。

四、我理解、律疏的立法原意，应当是“举重以包轻”，因盗杀人者斩，谋杀伤人者绞，故可知更应该得免所因之罪。

五、论者认为阿云这种情况，若开自首会让更多奸狡之徒效仿。但有司议罪，唯一的就是依法，如果抛弃法律去论罪，势必天下大乱，人们都会无所措手足。

王安石是大政治家，大改革家，前些年，很得了许多正面评价，然观其论法的这篇长文，则实在不敢恭维，其偏颇之处多矣。

第一，硬将谋与杀一分为二，则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，更有强辞夺理之嫌。之所以谋，专为了杀，谋是杀的前奏，杀是谋的落实。阿云嫌未婚夫丑陋，不愿将大好青春付与那丑八怪，于是要灭了他，动机昭彰，谋杀之罪应当成立。

第二、安石故意回避了关于自首的分析，将立论武断地建立在了自首成立的基础上，显然，其根基就有问题。阿云是被提讯后，将面临大刑时，才“乃吐实”，何来自首？

第三、将谋杀、谋杀已伤、谋杀已杀三阶段混为三事，是对犯罪的阶段论作了错误理解，姑且不论他是蓄意歪曲，仅此也是荒谬的，无知的。

第四，将刑部、法寺的观点归结为所因之罪仅止于盗杀，是歪曲对方愿意，然后加以抨击，如此论辩方法，似亦不太厚道。

第五，将盗杀者斩、谋杀伤人者绞作为孰轻孰重的比较，也过于牵强和片面。

总之，安石之论，其谬多多。

此案之争，到此还没有完。神宗帝对该案表现出少有的民主，又昭翰林学士吕公著、韩维、知制诏钱公甫等人又来论证。结果“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。”麻烦了，大理寺、审刑、刑部法官都要承担责任。于是法官齐恢、王师元、蔡冠卿等人群起申辩，皆以为公著等人所议为不当。神宗又召王安石与法官集议。意思 是人家观点都跟你不同，你自己去统一了来。“安石与师元、冠卿反复论辩，师元等坚其说。”这事儿还定不下来，朝中重臣如唐介、中丞吕诲、御史刘琦、钱  、名臣曾公亮、文颜博、吕公弼、陈升之等也参与讨论，且数争于帝前。一时间，满朝文武，皆言阿云，纷纷纭纭，莫衷一是。时富弼入相，帝令弼与安石议，安石态度强硬，连富弼都怕了，“弼乃辞以病。”

最后，王安石一派赢了，“司勋员外郎崔台府举手加额曰：‘数百年误用刑名，今乃得正。’安石喜其附已，明年，擢大理卿。”可见，当时安石权倾朝野，言出如山，可见一斑。

司马光一派输了，奈何不得，光于是叹曰：“阿云之狱，中材以上皆能立断。（中等能力的官吏都能当即作出判断）……阿云之事，陛下试以礼观之，（光为宋之大儒，又回复到以礼论事）岂难决之狱哉？彼谋杀为一事，为二事，谋为所因，不为所因，此苛察缴绕之论，乃文法俗吏之所争，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！（一事二事，所因非所因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文法、语法之争，哪里是明君贤相应当那么重视的。）今议论岁余而后成法，终为弃百代之常典，悖三纲之大议，使良善 无告，奸凶得志，岂非徇其枝叶，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！”（以上皆引自〈通考〉）

此案似乎成了一经典案例，后人论者多矣。其中，大法学家邱浚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中有云：“按宋朝刑制，有律有敕。阿云之狱，既经大理、审刑、刑部，又经翰林、中书、枢密、名臣如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吕公著、公弼、文彦博、唐介、法官如刘述、吕诲、刘琦、钱  、齐恢、王师元、蔡冠卿，议论纷纭，迄无定说。推原所自，皆是争律，敕之文，谋与杀为一事，为二事，有所因，无所因而已。由是以观，国家制为刑书，当有一定之制。其立文之初，当须斟酌稳当，必不可以移易。然后著于简牍，使执其文而施之，用者如持衡量，然轻重多寡，不可因人而上下。……”此为本案启示之一也。凡法律理解，须从立法原意出发，断章取义，刑而上学、教条主义，都是不足取的。此为本案启示之二。权大法大，权大言重，于法理探讨，殊为有害，此为本案启示之三。

另，把玩两位大人物针锋相对，释案论法，也实在有趣亦有益，不是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