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东汉党锢之祸
黄一平
“渭以泾浊，玉以砾贞，物性既区，嗜恶从形。兰莸无并，销长相倾。徒恨芳膏，煎灼灯明。”《后汉书.党铟列传》说的是东汉桓、灵二帝间，那场涂毒天下名士，坑尽海内精英的一场大祸。经此一狱，汉王朝便元气大伤，一蹶不振，历四百余年的大汉江山，遂风雨飘摇，跌跌撞撞一路起来，终酿成黄巾之变，董卓之乱，神州大地，重又陷入四分五裂，血雨腥风之中。纵观此一史实，正是朝纲不举，法制不彰，皇帝带头躏贱法律所酿成的，有必要细细回顾一番。
一
东汉自光武中兴，到桓帝一代。已历一百二十多年，汉末诸帝，已渐失高祖开皇、刘秀中兴之初那种虎虎生风，开天辟地的形象和精神，荒于政务，耽于淫侈，法纪废驰，也非一日，终于形成两大祸水，危及国家，鱼肉百姓。一是外戚擅权，一是宦官干政。关于外戚擅权，范晔撰《后汉书》论曰：“汉世外戚，自东、西京十有余族，非徒豪横盈极，自取灾故，必于贻畔后主，以致颠败者，其数有可言焉。何则？恩非已结，而权已先亡；情疏礼重，而枉性图之；来宠方授，地既害之；隙开谢势，谗亦胜之。”道尽了这些豪强大族由盛而衰而亡的必然性。然终其汉世，总有那么些家族，前赴后继，误国害己，生生不息。
拙作《杜根蒙难记》已提及和熹时邓氏一家遭际，历史进展到桓帝时，又有梁氏一家梁冀、梁不疑之流为非作歹，扰乱朝纲，鱼肉生灵。一时为民之乱源。
《后汉书.梁冀传》：“冀字伯卓。为人鸢肩豺目，洞精党眄，口能舌言，裁能书计。少为贵戚，逸游自恣。性嗜酒，能挽满，弹棋、格五、六博、蹴 ，意钱之戏，又好臂鹰走狗，聘马斗鸡。……”可见，此公从小就不是什么好鸟。只因生在世宦人家，含着金汤匙来到世上，更因有一个嫁给皇帝贵为皇后的妹妹，越发狂亡暴虐，不可一世。“永和元年，拜河南尹。冀居职暴恣，多非法，父商所亲客洛阳令吕放，颇与商言及冀之短，商以让冀，冀即遣人于道刺杀放。而恐商知之，乃推疑于放之怨仇，请以放弟禹为洛职令，使捕之，尽灭其宗亲、宾客百余人。”真个是无法无天，滥施杀伐。仅仅因为其父亲的好友谈到他的不是，就杀了人家，进而造成灭杀百余人的大惨案。……“冲帝又崩，冀立质帝。帝少而聪慧，知冀骄横，尝朝群臣，目冀曰：‘此跋扈将军也。’冀闻，深恶之，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，帝即日崩。”连他一手扶立的少帝都给他毒杀了。如此恶行，真是磬竹难书，梁家日渐座大，一门遮天。“冀一门前后七封侯，三皇后，六贵人，二大将军，夫人、女食邑称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，其余卿、将、尹校五十七人。在位二十余年，穷极满盛。威行内外，百僚侧目，莫敢违命，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亲豫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后汉书.梁冀列传》）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描写梁冀家的声势显赫和倒行逆施十分生动而详实：“冀与寿（孙寿，梁冀之妻）对街为宅，殚极土木，互相夸竟，金玉珍怪，充积藏室；又广开园圃，采土筑山，十有九孤，深林绝涧，有若自然，奇禽驯兽飞走其间。冀、寿共剩辇车，游观弟内，多从倡伎，酣讴竟路。或连日继夜以聘娱姿。客到门不得通，皆请谢门者，门者累千金。又多拓林苑，周遍近县，起兔苑于河南城西，经亘数十里，移檄所在调发生兔，刻其毛以为识，人有犯者，罪至死刑。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，误杀一兔，转相告言，坐死者十余人。又起别弟北于城西，以纳奸亡；或取良人悉为奴婢，至数千口，名曰自卖人。……扶风人士孙奋，居富而性吝，冀以马乘遗之，从贷钱五千万，奋以三千万与之。冀大怒，乃告郡县，认奋母为其守藏婢，云盗白珠十斛、紫金千斤以叛，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，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。冀又遗客周流四方，远至塞外，广求异物，而使人复乘势横暴，妻略妇女，殴击吏卒；所在怨毒。”云云。
宦官干政，由来已久，东汉之初，逐渐坐大，俨然乎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势力。“中兴之初，宦官悉用阉人，不复杂调他士……自明帝以后，迄乎延平，委用渐大……邓后以女主临政，而万机殷远，朝臣国议，无由参断帷幄，称制下令，不出房闺 之间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国命。”邓太后临朝听政，以一女流，不便周旋于须眉之间，参断决策，称制下令，只能在阉房帷幄之内，不得已，只好悉用宦官，阉人自此便得以全面干政，国命由是寄之。“虽时有忠公，而意见排斥。举动回山海，呼吸变霜露。阿旨曲求，则光宠三族；直情忤意，则参夷五宗。汉之纲纪大乱矣。“（以上皆引自《后汉书.宦者列传》）自此，汉王朝法律制度已茫然无存。宦官势力膨胀，其子弟爪牙，也遍布州郡。这些人巧取豪夺，为虎作伥，无恶不作，引得民怨沸腾，天怒人怨。中常侍徐璜的侄儿徐寅，担任下邳县令，他曾经要求娶前汝南郡守李 的女儿为妻，遭到拒绝，就带领吏率冲到李 家里，强行将其女儿抢回家中，用箭射女作为游戏，把她杀死；中常侍侯览之兄为益州刺史，每见民间有富裕人家，便诬陷人家谋大逆，尽行诛灭，财物没收据为几有，前后劫夺财物数以亿计……
如此外戚专横跋扈，宦官骄纵恣肆，其根子还在于皇帝，在于皇帝的无能与荒淫。桓帝之前，冲帝二岁即位，三岁即崩于玉堂前殿，质帝八岁登基，九岁即被梁冀毒杀，两人都是燕泥鸿爪，为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。桓帝即位，首先便破坏了官吏选拔制度，为此后的祸乱，埋下了祸根。
本来，汉朝的官吏选拔制度，在当时看来，也算得民主、科学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皇帝都要诏朝臣们推举贤良，然后由公车（相当于现在人事部一类机构）调查、考察、审核，按各自能力安排到相对适合的任上，虽不如其后的大规模科举取仕，那么范围广泛，程序严格，毕竟也有规有矩，为西汉和东汉前期，选拔出相当一批虎虎有生气的国之干才。本初元年（公元146年）闰月甲申，质帝崩，“太后遂与史大将军冀定策禁中，闰月庚寅，使冀持节，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，其日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五。”（《后汉书.孝桓帝纪》）那桓帝上台，全靠了老梁家一门之力，于是感恩戴德，大发官帽子。“诏以定策功，益封梁冀万三千户，封冀弟不疑为颍阳侯，蒙为西平侯，冀子胤为襄邑侯……”就因为拥立皇帝有功，那梁家一门上下都升官封侯，声名煊赫，桓帝一手摧毁了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荐 官制度。当时，大鸿胪杜乔就上书批评说：从古至今，圣明的君主，都以任用贤能和赏功罚罪，作为头等大事，亡国之君——，其问题就在于，虽然有贤能，却不能任用；即使有典章制度，却不能施行；扣到忠直的建议，却不相信；而听到谗言时，又不能洞察奸邪……梁门一家和宦官卑微之辈，都戴上无功而得到的官印和绶带，得到了只有功臣才应得到的封土……对有功的人不加赏赐，就会让为善的人感到失望；对邪恶的人不加惩罚，就会让作恶的人更加肆无忌惮地逞凶……“苟遂之道，岂伊伤政为乱而矣，丧身亡国，可不慎乎！”言辞恳切，但桓帝不予理睬。眼看着梁家迅速坐大，“冀秉政凡二十年，威行内外，天子拱手，不得有所亲与，帝既不平之。”以上皆引自《资治通鉴第五十四》）桓帝都只有把权力拱手相让，凡事都不能亲自参与决策。对此，桓帝早就忿忿不已。于是策划依靠宦官单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唐衡、左 等人，谋诛梁冀，斩杀数十人。事成，又大封诛梁功臣，在宫内很快又形成一个实权在握的宦官集团，欺上乱下，为害更烈。自此，汉之纲纪荡然无存。
即至灵帝任上，竟公然卖官肥已。《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》：“是岁，初开西邸卖官，（公然开设专门机构，出卖官爵）入钱各有差；（官位高低收银多少不等）二千石二千万；四百石四百万；其以德次应选考半之，或三分之一；（若按德行依次当选的减半或按三分之一收）于西园立库以贮之。或诸阙上书占令长，随县好丑，丰约有贾。富者先入钱，贫者到官然后倍输。（富人买官先钱后货，穷人买官则可到任以后，按原定价格加倍偿还）又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。初，帝为侯时常苦贫，及即位，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，曾无私钱，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。”呜呼，中国官场买官卖官真可谓源远流长，直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汉灵帝那里！时谚曰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。察孝廉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弟良将性如鸡。”（《抱朴子外篇》卷2《审举》）反映了当时官吏的素质低劣和选官制度的混乱。吏治乱则朝纲乱，吏治腐则天下败。东汉桓、灵之政，为我们提供了如黄钟大釜般的千古警示。
二
如此昏庸黑暗的政治，外戚宦官专权，士大夫必然退回田里，归隐山林。早在顺帝时，就有不少士大夫因不满政治腐败而相率毁冠裂带，避祸深山。如：
蔡邕：“行到偃师，称疾而归，闲居玩古，不交当世。”
马融：“大将军邓骘闻融名，召为舍人，非其好也，遂不应命，客于凉州武都，汉阳界中。”
张衡：“大将军邓骘奇其才，累召不应。”
黄琼：“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，辞病不就。遭父忧，服阕，五府俱辟，连年不应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后汉书.蔡、马、张、黄列传》）
至桓、灵时期，在外戚、宦官把持下的朝政更加黑暗，除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更加深重的苦难外，又因卖官鬻爵，选荐不实，权宦贵戚控制了从中央朝庭到地方的各级官府，堵塞了知识分子贤良精英的政治出路，从而引起太学生、郡国生徒及士大夫的极大愤懑。《后汉书.党锢列传》：“逮桓灵之间，主荒政缪，国命委于阉寺，士子羞与为伍，故匹夫抗愤，处士横议，遂乃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，品 公卿，载量执政， 直之风，于斯行矣。”正是当时形势的真实写照。贵戚宦官与直臣士大夫之间的对抗和矛盾，便日益尖锐，空前酷烈起来。
一是正直官吏们的拼力抗争。如刘佑，在任杨州刺史时“是时会稽太守梁 ，大将军冀之从弟也。佑举奏其罪， 坐征。”连炙手可热，权倾朝野的梁冀之弟也依法收诛了。“复迁河东太守。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，百姓患之。佑到，黜其权强，平理冤结，政为三河表。”在其任上，全力遏制打击豪强，政声显赫。“再迁，延熹四年，拜尚书令，又出为河南尹，转司隶校尉。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，每至界首，则改易舆服，隐匿财宝。威行朝廷。“（《后汉书.刘佑列传》）又如蔡衍，任冀州刺史时，断然拒绝宦官、中常侍具瑗的请托，又将中常侍曹腾之弟曹鼎治赃治罪。羊陟为尚书令时，上书奏请罢除与宦官相姻私，公行货赂的太尉张颢、司徒樊陵、大鸿胪郭防、太仆曹陵、大司农冯方等权臣，虽未奏准，但其“禁制豪右”之威望使“京师惮之。”（《后汉书.蔡衍、羊陟列传》）
在这些同宦官豪强的斗争中，以陈蕃、范滂、成 以及李膺、张俭、岑 等最为著名，李膺和陈蕃成为他们的实际领袖。“李膺字元礼，颖川襄城人也。祖父修，安帝时为太尉。父益，赵国相，膺性简亢，无所交接。”李膺为官高风亮节，早有威廉之名，时人常因得御于李膺为荣。李膺为司隶校尉时，小黄门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县讼，贪污残暴，危害一方。由于畏惧李膺。逃回京都洛阳，躲在啉呵张让家中，藏在合柱里。李膺知道后，亲率吏座破开合柱，逮捕张朔，听完供词，当即处决。张让向醒帝诉冤，桓帝召来李膺，责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求批准就加以诛杀，李膺回答说：“草仲尼为鲁司寇，七日而诛可正卯。今臣到官已积一旬，私惧以稽留为衍，不意获速疾之罪。臣自知衅责，死不旋踵，特乞留五日，克珍元恶，退就鼎镬，始生之愿也。”桓帝都无话可说，回头对张让说：“此汝弟之罪，司隶何衍！”乃遣出。“自此诸黄门，常侍皆鞠躬屏气，休休不敢出宫省。帝怪问其故，并叩头泣曰：‘畏李校尉。’时朝廷日乱，纲纪退驰，而膺独持风裁，以声名自高，士有被其容接者，名为登龙门云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》）汝南平舆人陈蕃与李膺齐名，多次与大将军梁冀斗争，为被宦官集团诬陷打击的官吏伸冤，为遭受牢狱之灾的李膺鸣不平，成为与宦官集团作斗争的官吏们的又一领袖人物，后与窦武联合谋诛宦官时，被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抢得先机，反被诛杀。（详见拙作《承明门之变》）
不少官员的抗争，甚至不顾罢官下狱杀头的风险，而愈益带有慷慨悲壮的色彩。如：“宛有富贾张泛者，与后宫有亲，又善雕镂好玩之物，颇以赂遗中宫，以此得显位，用势纵横。岑 至与贼曹史张牧劝成 收泛等，既而遇赦， 竟诛之，并收其宾客，杀二百余人，后乃奏闻。小黄门晋阳赵津，贪横放恣，为一县巨患。太愿太守平原刘 使郡吏王允讨捕，亦于赦后杀之。于是中常侍侯览使张泛妻上书讼冤，宦官因缘谮诉 。帝大怒，征 ，皆下狱。有司承旨，奏 当弃市。”即使抗命，也要将那些恶贯满盈的赃官斩杀。徐宣射杀汝南郡守李 之女后，“东海相汝南黄浮闻之，收宣家属，无少长，悉考之，椽史以下固争，浮曰：‘徐宣国贼，今日杀之，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！’即案宣罪弃市，暴其尸。于是宦官诉冤于帝，帝大怒，超、浮并出 钳，输作右校。”被判处 刑，罚服苦役。（以上见《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》）
这些官员们的抗争，毕竟是一种体制内的行动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戚宦官们的势力。但在腐朽皇权的庇护下，宦官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疯犯反扑，使李膺、陈蕃们的拼死努力，显得是那么软弱，那么悲情。
二是太学生的政治请愿。东汉桓帝时，“太学诸生三万余人，郭泰及颖川贾彪为其冠。”（《资治通景德镇卷第五十五》）郭泰字林宗，太原界休人，家世贫贱，“就成 屈伯彦学，三年毕业，博通坟藉。善谈论，善 音制。”（《后汉书.郭泰 列传》）后入洛阳太学，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 ，名震京师。贾彪字伟节，颍川定陵人，“少游京师，志节慷慨。”（《后汉书.贾彪列传》）这些人在李膺、陈蕃、王畅等清流官员的影响下，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当权宦官，在太学生中进行反对当时腐朽黑暗政治的宣传、鼓动活动，大造舆论。他们最主要的基地就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太学，最主要的手段则是“清议”。这些“清议”对于朝廷施政的臧否，官吏品格的高低，以及吏治的清浊，都给予指摘评论，相互呼 应，传为乡谣，广为播扬。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影响。俨然成为一种政治运动，一旦受到触发，太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。桓帝永兴元年（公元152年），“河溢，漂害人庶数十万户，百姓荒 ，流移道路”，而宦官却奢侈，放纵如故。“有宦者赵忠丧父，归葬安平，僭为 、玉匣、偶人。（朱）穆闻之，下郡案验。吏畏其严明，遂发墓剖棺，陈尸出之，而收其家属。帝闻大怒，征穆诣廷尉，输作左校。”（引自《后汉书.朱穆列传》）朱穆字公步，曾为大将军梁冀典兵事，后见梁冀骄暴不悛，乃上奏劝谏，甚有威名。任冀州刺史后，拒绝州中前来拜见的权宦中常侍，贪官污吏闻其名而挂印解绶去者四十余人。这次处罚赵忠葬父一事触犯了宦官集团，桓帝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，将穆撤职，输作左校服劳役。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，数千学生便联合起来，到皇宫门前请愿，并在给皇帝的上书中，为朱穆大鸣不平，痛斥权宦罪恶，慷慨激昂，是一篇极有名的战斗文字。姑录之：
伏见刑徒朱穆，处公忧国，拜州之日，志清奸恶。诚以常侍贵宠，父兄子弟布在州郡，竟为虎狼，噬食小人，故穆张理天网，补缀漏目，罗取残祸，以塞无意。由是内官咸共恚疾，谤 烦兴，谗隙仍作，极其刑谪，输作左校。天下有识，皆以穆同勤禹、稷而被共、鲧之戾，若死者有知，则唐帝怒于崇山，重华忿于苍墓矣。当今中官近习，窃持国柄。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，呼 则令伊、颜化为桀、跖。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。非恶荼而好辱，恶生而好死也，徒感王纲不摄，惧天网之久失，故谒心怀忧，为上深计。臣原黥首系趾，代穆校作。（《后汉书.朱穆列传》）
数千学生一致行动，迫使桓帝不得已，将朱穆“赦之”了事。
延熹五年（公元162年），太学生又举行了一次请愿活动。这次日由皇甫规案引发的。皇甫规，字明威，安定朝那人，曾对外戚梁冀有所指斥，提出“夫君者舟也，人者水也。群臣乘舟者也，将军兄弟操揖者也。若能平志毕力，以度元元，所谓福也。如其怠弛，将沦波涛”（《后汉书.皇甫规列传》）的至警之论，可见其深怀远见。是年，皇甫规拒绝了中常侍徐璜、左 的索贿，被徐璜等人陷害无端入狱，也被论输左校。太学生们遂联络士大夫等三百余人，至皇宫门前请愿，终于使皇甫规获得释放。太学生请愿又一次取得了胜利。但这些一时一事取得的小胜，于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，实在于事无补，反而引起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。
三
“党人“概念从何而来，《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》交代十分清楚。”初，帝为蠡吾侯，受学于甘陵周福，及即位，擢福为尚书。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，乡人为之谣曰：‘天下规矩房伯武；因师获印周仲进。’二家宾客，互相讥揣，遂各树朋徒，渐成尤隙，由是甘陵有南北部，党人之议自此始矣。”
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在政治上没有出路，便以“清议”为手段煲贬时政，面对淆乱朝纲，结合自身际遇，清议便越来越疾扬慷慨，这些人渐渐同朝廷上下的正直官员结合，志趣相投，互为标榜，俨然形成一股相当规模的政治势力。
“学中语曰：‘天下楷模，李元礼（即李膺）；不畏强御，陈仲举（即陈蕃）；天下俊秀，王叔茂（即王畅）。’于是中外承风，竟以臧否相尚，自公卿以下，莫不胃其贬议，屣履到门。“（《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》）自三公九卿以下的朝中大臣，谁都害怕受到这种舆论的谴责和非议，都争先恐后地上门和他们结交。形成了具有相当杀伤力的民间力量。
不仅如此，这些人还“共相标榜，为之称号：以窦武、陈蕃、刘淑为三君，君者，言一世之所宗也；李膺、荀翌、杜密、王畅、刘佑、魏朗、赵典、朱寓为八俊，俊者，言人之英也；郭泰、范谤、尹勋、巴隶及南阳宗慈、陈留夏复、汝南蔡衍、泰山羊陟为八顾，顾者，言能以德经行引人者也；张俭、翟超、岑 、苑康及山阳刘表、汝南陈翔、鲁国孔昱、山阳檀敷为八及，及者，言能导人追宗者也；度尚及东平张邈、王孝、东郡刘儒、泰山胡母班、陈留秦周、鲁国蕃向、东莱王章为八厨，厨者，言能以财救人者也。“（《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六》）
这样一来，在全国俨然形成了又一个政治中心和又一批政治领袖，不仅外戚宦官们深为忌惮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就连以桓、灵二帝为首的东汉统治集团，恐怕也是极不舒服的。
山雨欲来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就要开始了。
四
第一次镇压，肇始于李膺怒斩张成。当时，河南尹人张成精通占侯之术，他预先推算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，就教他的儿子杀人。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督促属吏，逮捕张成父子。不久，果然朝廷颁布赦令，张成父子按令应该赦免，但李膺心中更加愤怒，竟违令将张成父子处斩。这个张成也不是一般等闲之辈，他常常用占术同宦官结交，关系密切，连桓帝有时也向张成讯问占候。张成被杀，让宦官抓住了把柄，遂指使张的徒弟牢修上书，控告“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”云云。上纲上线，一下子触到了桓帝的痛处。桓帝于是大怒，下诏各郡、各封国，逮捕党人，并要求大家同他敌忾，俨然要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。公文要经过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府联合会签，太尉陈蕃便强烈抵制，将诏书退回。说：“今所案者，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也，岂有罪名不章而收掠者乎！”这些全是海内享有盛名，忧心国事，忠于国家的大臣，就算他们犯了什么罪过，也应该宽恕十世，岂能因暧昧不清的罪名而加以逮捕拷打！他硬是顶着不签。桓帝更加愤怒，于是直接下令，逮捕李膺等人，囚于黄门寺监狱。由李膺等牵涉到的有太仆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翔、太学学生陈 、范滂等二百余人，有的人事先逃亡，未能逮捕归案，朝廷便“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”
因党人之狱而被连罪入狱者，全是天下英才。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是西州的英雄豪杰，居然没有被捕入狱，觉得是莫大的耻辱，于是自己上书说：“臣前荐大司农张 ，是附党也。又，臣昔论输左校时，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，是为党人所附也，臣宜坐之。”自己找上门坐牢，以与李膺等同案为荣。陈 闻被捕者日众，自往请囚，并且宣称：“吾不就狱，众无所恃。”在这场斗争中，党人的英勇气概，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义凛然，不畏强权的高风亮节。《后汉书.范滂列传》中的叙述让人十分感动崇仰：
后牢修诬言钩党，滂坐系黄门北寺狱。狱吏谓曰：“凡坐系皆祭宗陶（ 陶系古代神话中的监狱之神——笔者著）。”谤曰：“皋陶贤者，古之直臣。知滂无罪，将理之于帝；如其有罪，祭之何益！”众人由此亦止。狱吏将加掠考，滂以同囚多婴病，乃请先就格，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。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辩诘，滂等皆三木囊头，暴于阶下，余人在前，或对或否，滂、忠于后越次而进。王甫诘曰：“君为人臣，不惟忠国，而共造部党，自相褒举，评论朝廷，虚构无端；诸所谋结，并欲何为？皆以情对，不得隐饰。”滂对曰：“臣闻仲尼之言，‘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。’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恶恶同其污，谓王政之所愿闻，不悟更以为党。”甫曰：“卿更相拨举，迭为唇齿，有不合者，见则排斥，其意如何？”滂乃慷慨仰天曰：“古之循善，自求多福；今之循善，身陷大戳。身死之日，愿埋滂于首阳山侧，上不负皇天，下不愧夷齐。”甫慰然为之改容。
这种精神，连主审官王甫也为之感动。
朝中名臣陈蕃等人不断上书极谏，终被皇帝策免而丢官，朝中便再已无人为“党人”申冤了。太学生贾彪便极力鼓动窦太后之兄城门校尉窦武，尚书霍 等上疏。由于窦、霍等近臣的不断请求，即将离开人世的桓帝才“意稍解”。又由于李膺等人的供辞中涉及许多宦官亲属的种种罪恶，便得宦官们也有所顾忌，连忙请求赦免“党人“。永康元年（公元167年），桓帝下诏大赦天下，放党人二百余皆归田里，但其名录却皆书于三府，终身禁锢，永远不得入朝为仕。
此后，虽然朝野正直之士悉被废放，奸 之流气焰愈益嚣张，但被禁锢的党人却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同情，其声望更是空前提高。如李膺免归乡里后，“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，而污秽朝廷。”（《后汉书.李膺列传》）范谤被释后，离开京师南归时，“汝南、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（辆）”（《后汉书.范滂列传》）。当权者所施的压力愈大，“党人”的声望愈高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心所向。
永康元年（公元167年）十二月，桓帝驾崩于德阳前殿，城门校尉窦武与太后定策禁中，迎立十三岁的解渎亭侯刘宏继位，是为灵帝。窦武则以大将军身份辅政。身为外戚的窦武，对宦官的专宠和倒行逆施也极为不满，于是起用陈蕃为太傅，与司徒胡广共录尚书事，三人遂组成新的中枢机构。陈蕃复起，党禁随即解除，被禁锢的党人纷纷被重新起用，委以重任。李膺、杜密、尹勋、刘渝等皆列于朝廷，共参政事，一时间，天下莫不延领期待彻底铲除宦官之害。于是在中央一级，展开了更为残酷的生死搏斗。斗争的结果是陈蕃、窦武被害身死，党锢之祸又卷土重来。
建宁二年（公元169年）十月，宦官侯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后。“宦官疾恶膺等，每下诏书，辄申党人之禁。侯鉴怨张俭尤甚，览乡人朱并素 邪，为俭所弃，承览意指，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，而俭为之魁。诏刊章捕俭等。“（《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六》）。由此，又一轮党锢之祸开始了。冬季，十月，大长秋曹节暗示有关官员奏报：“互相牵连结党的，有前司空虞放，还有李膺、杜密、朱寓、荀翌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，请交与州郡官府拷讯审问。”当时，灵帝年仅十四岁，问曹节说：“什么是相互牵连结党？”曹节说：“相互牵连结党，就是党人。”灵帝又问：“党人有何罪恶要诛杀？”答曰：“他们互相推举，结为朋党，一定有不轨行为。”又问：“不轨行为是什么？”答曰：“就是要推翻朝廷。”灵帝于是就批准了。
大规模的，比前一次更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。
“或谓李膺曰：‘可去矣！’对曰：‘事不辞难，罪不逃刑，臣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将安之！’乃诣诏狱，考死。”李膺主动前往诏狱报到，被拷掠至死。李膺的门生和部属全部被囚禁。
又是范滂，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，读之让人几欲下泪：
“汝南督邮吴导受诏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抱诏书闭传舍，伏床而泣，（吴导实在不忍心逮捕范滂，抵达当地后，竟抱着诏书关在旅舍里，伏在床上大哭）一县不知所为。滂闻之曰：“必为我也。”即自诣狱。（范滂知道是为自己而来，就自己到监狱去）县令郭揖大惊，出，解印绶，引与俱亡，（连县官都可以不做了，宁愿同他一起去逃亡）曰：“天下大矣，子何为在此！”滂曰：“滂死则祸塞，何敢以罪累君。又令老母流离乎！（我死了，灾祸就停止了，怎么敢又来牵连你，且又让老母亲流离失所呢！）其母就与之决，滂白母曰：“仲博（范谤之弟）孝敬，足以供养。滂从龙舒君（滂之父）归黄泉，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，（希望母亲大人舍弃不忍的恩情）勿增感戚！”……母曰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！”（好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，每读至此，怎不让人潸然泪下！）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辞。”
因党人案而死的共有一百多人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放逐到边郡，天下德行良好的人，全被宦官指为党人，甚至挟嫌报复的小人，都把对手诬为党人，一时间，海内污浊，牵连瓜葛，由此而被处死、放逐、废黜、禁锢的人，又有六七百人之多。
五
党锢之祸重来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并未走到尽头。建宁二年（公元169年），曹节复为中常侍、位特进，秩中二千石，四年（公元171年）春，大赦天下，唯独不赦党人。熹平元年（172年）五月，窦太后死，有人在朱雀门书曰：“天下大乱，曹节、王甫幽杀太后，公卿皆尸禄，无忠言者。”（《通鉴记事本末.宦官亡汉》）宦官因此又大捕党人，株连者至千余人。
熹平五年（176年）闰五月，永冒太守曹鸾上书，为党人申冤，触犯了宦官的禁忌，曹鸾被“送槐里狱掠杀之。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，其在位者，免官禁锢， 及五属。”（《后汉书.党锢列传》）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摧折殆尽，除少数逃匿山林者外，存留下来的，只有几个 廉鲜耻的卑事宦官之徒了。中国文化也为之凋零。
这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又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扑杀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，总能看到知识分子们的斑斑血痕，和他们英勇无畏的抗争，而历史，就这样波澜壮阔地，走向远方。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