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纵死囚

主讲人   黄一平
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辛未，帝亲录系囚，见应死者，闵之，纵使归家，期以来秋来就死。乃敕天下死囚，皆纵遣，使至期来诣京师。”“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，无人督帅，皆如期自诣朝堂，无一人亡匿者；上皆赦之。”说的是：“唐贞观六年十一月辛未（二十二日），太宗亲自过录监狱囚犯，见到应处死刑的人，怜悯他们，放他们回家，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。同时下令全国的死刑犯人，都放回家，待期限到时赶至京城。”“去年放回家的死囚犯人共三百九十人，没有人监督管制，都如期回到朝堂，无一人逃亡。太宗把他们全部赦免了。”一时传为美谈。

对此，后人却颇不以为然，宋人欧阳修就讥之为“求此名也”，拿今人的话说，就有“作秀”之谦。欧阳修著《纵囚论》论道：“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戳施于小人，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宁以义死，不苟幸生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。”太宗此举“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，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”连高尚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情，却期待小人之中尤其小人中的罪大恶极者必然能办到，可能吗？“其囚及期而率自归无后，是君子之所难小人之所易也，此岂近于人情哉？或曰罪大恶极，诚小人矣，及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，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”欧阳修进一步质疑，对罪大恶极的小人，施以浩荡皇恩，固然可能使之变为君子，但恩德深入人心如此之深，改造人有如此之快，能象这样子吗？退一步，欧阳修又换个假说来分析：“曰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，然安知夫纵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夫？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获免所以复来乎？”文言文屈赘之极，有必要翻译一下：如果说太宗这样做，是求取一种宽仁为怀的名声，但是，当时怎么能知道，这些死囚犯放纵出去后，他们必然能按约返回获得赦免，所以才放他们回家？又怎么能知道，被放出去的囚犯，会想到自己自觉按约归来，必然能获得赦免，所以会返回来？如此看来，太宗当然是冒了一番风险的。《纵囚论》进一步剖析：“夫意其必来而纵之，是下贼上之情也，意其必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，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，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？”认为其必来而放纵死囚，是上边忖度下边的心理，认为皇上必会赦免而自觉回来，是下边揣摩上边的意思，我看正是这上下交相揣度完成了这件事情，让太宗赢得了很好的名声。“不然，太宗施法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，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，此又不通之论也。”此论极为有力，你太宗执政已经六年，广施恩德于下天，都不能使那些小人不犯罪，而这次一天的恩德就能使那些怙恶不悛的死囚，顽劣不化的“小人之尤甚者”转变为视死如归，有信有义的君子，确实讲不通。

其实，太宗行法是十分严格分明的，《名臣奏议》反映了太宗的执法指导思想：唐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天下愚人者多，智人者少，智者不肯为恶，愚人好犯宪章，凡赦宥之恩，惟及不轨之辈，古语云‘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一岁再赦，善人喑哑’。……夫小仁者大仁之贼，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。”何其旗帜鲜明！唐太宗纵囚之举，既予人以“作秀”成名之柄，又违背自身主张的执法原则，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
愚以为，唐太宗此举，深谋远虑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大手笔，且非常成功。太宗“亲录囚徒”，何等重视，唐朝立国之初，国务军务，国计民生，种种重大复杂的问题摆在统治者面前，太宗依然要为这390名囚犯亲历亲为，可见他是将其作为一件治国安邦的大事来抓，“列上了重要议事日程”。390名死囚纵之复来，“皆诣朝堂，无后者。”这一事实本身，就昭示了以人为本，宽仁为怀化腐朽为神奇，变小人成君子的伟大道德力量，从而在初唐中兴时代，树立了唐朝庭言必行，行必果的开明形象和执政威信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为广大老百姓展示了一条正确的价值取向，为极大地提高唐人的道德水准，起到了价值示范的作用。为即将到来的“贞观之治”大唐盛世，从一个侧面作好了思想准备。

由此观之，太宗录囚纵囚，事虽小，犹四两拨千斤，为此即使冒一翻风险，受一些讥评，也值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