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亮依法治蜀流芳青史

主讲人  黄一平

蜀汉名臣诸葛亮的才干是多方面的，特别是经罗贯忠《三国演义》的喧染，借东风赤壁火烧曹营，巧施连环计气死周公谨，七擒孟获安定南疆，六出祁山死诸葛吓走活仲达……羽扇伦巾，神机妙算，料事如神，呼风唤雨。然而，诸葛亮最突出的才能和政绩，乃是他辅佐刘备，大刀阔斧依法治蜀及其所取得的美好政治效果，许是罗大师难以从这方面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精彩篇章，却没有充分反映出来，其实，诸葛亮真正是一位依法治国的干才！

晋人陈寿在《三国志.诸葛亮传》的总评中是这样说的：“评曰：诸国亮之为相国也，抚百姓，示议轨，约官职，从权制，开诚心，布公道；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，犯法怠慢者虽亲民必罚，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，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；善无微而不赏，恶无纤而不贬；庶事精炼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责实，虚伪不齿；终于邦域之内，咸畏而爱之，刑政虽峻而无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，可谓识治之良才，管、萧之亚匹矣。”

陈寿乃晋武帝时人，与诸葛亮卒时（蜀建兴九年）仅相差四十余年，其论当最为真实公允。观其评价，通篇都是盛赞其识治之才，直可与管仲、萧何相媲美，可见，历史上的诸葛亮，其实是以其善于依法治国而光照青史的。

一、驰世用重典，诸葛亮法治思想之一斑

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深山时起，就决心干出一番匡扶社稷的伟大事业，刘备西据益州，占有了被都江堰灌溉成沃野千畴的蜀地后，自己仍带兵东征西讨，戊马空惚，治理后方的重任，就完全交给了留守成都的诸葛亮。诸葛亮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，是官僚及地方豪强相勾结，鱼肉百姓，农民与官府间矛盾愈演愈烈。虽然号称天府之国，其实创造的财富，都让官府及豪强剥削去了，农民生活非常艰困。时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，导火线便是益州刺史都俭的专横自恣，造成马相及赵只发动农民起义，起事者自称黄巾党人后裔，曾攻破雄县，杀死县令李升及益州刺史都俭，并占领了蜀郡和犍为郡。刘焉依靠外藉军 团及地方豪强势力，平息了这次叛乱，剥削更是变本加厉。《三国志》中批评刘焉、刘璋父子治蜀：“德固不举，威刑不肃。”“士大夫多挟其财势，欺凌小民，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，十户而八。”（《三国志.法正传》）

为彻底扭转乱局，诸葛亮厉行“先理强，后理弱”的策略。理强就是厉行法制，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豪强，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，发展生产。由于诸葛亮不顾颜面地打击特权，使益州地区的官僚豪强们大感吃不消，他们指责诸葛亮“刑法峻急”而不“广德量力”，纷纷要求他“缓刑驰禁”，作为代表与诸葛亮交涉的，便是深为刘备所敬重的益州大老法正。

《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》：诸葛亮佐备治蜀，颇尚严峻，人多怨叹者。法正谓亮曰：“昔高祖入关，约法三章，秦民知德。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据一州，初有其国，未垂惠抚；且客主之义，宜相降下，愿缓刑驰禁，以慰其望。”亮曰：“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无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；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济，刘璋暗弱，自焉以来，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奉承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。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渐以轮替，宠之以位，位极则贱；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所以致敝，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荣恩并济，上下有节，为治之要，于斯而著矣。”法正以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为例，劝诸葛亮缓刑驰禁以慰民望。但诸葛亮却认为，秦末形势实为乱世，与当前益州的情况是不同的。秦国是以军事恐怖主义完成统一的，却也和各诸侯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仇恨，为压制反抗，便施以严刑峻法加以控制。诸葛亮认为秦国在于公权力不被认同，却又强加压制，以致天下大乱。治理这种国家，最重要的是争取共识，让公权力得到更多的承认，所以汉高祖会以宽容的态度作更多的包容。但益州的情况即大不相同，刘璋政权荒废政事，蜀国法令不彰，公权力不被尊重，执法官员怠惰成习，造成特权横行，老百姓横遭盘剥。严格说来，高祖入关时的局势是为乱世，而诸葛亮入蜀时的益州政局，应为驰此，驰世的特点是公权力不张，官僚荒怠，民众玩法，必须用重典治理，以重建公权力的威信。

由此可见，诸葛亮的法制思想，乃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，针对时局，实事求是，因时施策的。

二、执法公正，诸葛亮司法实践的精粹。

事例一，李严罢官案。《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》：“汉丞相亮之攻祁山也，李平（李严）留后，主督运事。会天霖雨，平恐运粮不济，遣参军狐忠、督军成藩喻指，呼亮来还；亮承以退军。平闻军退，乃更阳惊，说‘军粮饶足，何以便归！’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已不办之责。又表汉主，说‘军伪退，欲以诱贼与战’。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，本末违错。平辞穷情竭，首谢罪负。于是亮表平前后过恶，免官，削爵土，徒梓潼郡。”

李严在刘备死后，受命托孤，与诸葛亮一起担任辅佐大臣，地位仅次于诸葛亮，但在诸葛亮率大军北伐祁山时，运粮不济，贻误军机，又假传喻旨，推卸责任。于是诸葛亮上表奏明李严前后的罪恶，罢免官职，削去封爵和食邑，流放梓潼郡。

“复以平子丰为中郎将、参军事，出教敕之曰：‘吾与君父子戳力以奖汉室，表都护典汉中，委君于东关，谓至心感动，终始可保，何图中乖乎！若都护恩负一意，君与公琰推心从事，否可复通，逝可复还也。详思斯戒，明吾用心！”

该罚则罚，该提则提。父子功过，决不牵累，这就是诸葛亮的赏罚观，怎不让人感动。难怪那李严在梓潼郡流放地得知诸葛亮死于五丈原军中，禁不住放声痛哭。

事例二，挥泪斩马谡。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，仍录史于此。《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》：“初，越   太守马谡才器过人，好论军计，诸葛亮深加器异。汉昭烈帝临终谓亮曰：‘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’亮犹谓不然，以谡为参军，每引见谈论，自昼达夜。及出军祁山，亮不用旧将魏延、吴懿为先锋，而以谡督诸军在前，与张鸽战于街亭。谡违亮节度，举措烦扰，舍水上山，下不据城。张鸽绝其汲道，击，大破之，士率离散。亮进无所据，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。收谡下狱，杀之。亮自临祭，为之流涕，抚其遗孤，恩若平生。蒋琬谓亮曰：‘昔楚杀得臣，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而戳智计之士，岂不惜乎！’亮流涕曰：‘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；是以扬干乱法，魏绛戳其仆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邪！’”

马谡是蜀军中深受诸葛亮器重的青年才俊，即使刘备临终提醒，诸葛亮仍对其一往情深 ，委以重任。不料马谡果然误了大事，诸葛亮对爱将几次泪流，仍然依法处斩。为了什么？“现在天下分裂，战争刚刚开始，如果又废弃军法，怎么能够讨伐敌人呢？”

廖立深得刘备敬重，是刘备的亲信、心腹 ，但他恃才傲物，自命不凡，认为是诸葛亮的当然继承人，他指摘诸葛亮任用的官吏都是俗吏，将领们都是小子，经常挑拨群臣不和。诸葛亮察明情况后，罢其官职，流徙江山郡。刘备的养子刘封，因轻忽军令也被处死。看看，连皇帝身边的人都敢杀。

不过严刑过后，诸葛亮却相当的公平，李严罢官，其子李丰照样被提拨重用；马谡伏诛，诸葛亮对其家属仍优渥有加，一如生前。他特别反对滥刑，治狱工作的主管，一向是他精心选任的官员，非有忠直廉平的个性不可。他反对以个人喜好，以专生杀之威，“喜不可纵有罪，怒不可我无辜”，要求官员在决狱行刑时，一定要特别审慎，固然不可放过坏人，当然也决不能冤枉好人。晋人习凿齿曾评论道：“法行于不可不用，刑加乎自犯之罪，爵之而非和，诛之而不怒，天下有不服者平！诸葛亮可谓真能用刑者矣，自秦汉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

三、训章明法，诸葛亮行法决不随心所欲

诸葛亮出山以来，刘备放心让其治理国家，决不干涉掣肘，临终托孤后，那后主刘禅有诸葛亮跟他主持大局，干脆内政外交，国计民生，边防武备，一股脑儿推给人家，自己乐得在后宫里嬉戏逍遥，诸葛亮的权力和威望达至顶峰，所谓一言九鼎，甚至可以言出法随。但诸葛亮决不搞人治，而是极力倡言法制，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工作。

陈寿所编的《诸葛亮集》目录中，有“法检”、“科令”各两卷，军令三卷，都是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的，最为完善的“蜀科”，是诸葛亮偕同伊籍、法正、刘巴、李严等人共同制定。可惜这些条令均已失传 。在军中，他制定了“八务”、“七戒”、“六恐”、“五惧”等执行条章，具体地指出何为善，何为恶，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，汇编成册，组织官佐士卒们学习，其谆谆善诫，简直与现代法制国家几无二致。

诸葛亮的法治哲学来源于先秦法家商鞅和韩非，以及西汉儒家董仲舒。主张治国应法礼并用，威德并行，以法为体，以德为用，公平正义，教化为本。晋人李兴评诸葛亮：“刑中于郑”、“教美于鲁”，意为诸葛亮的为政作风，兼有郑子产的严明，也有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。如此，诸葛亮带出来的队伍，也是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。《三国志.诸葛亮传》载：“亮每患粮不济，使已志不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基。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而百姓安堵，军无私焉。”好一幅和睦融融的军民同耕图。作者陈寿高度评价道：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，无恶不惩，无善 不显，至于更不容奸，人怀自励，道不拾遗，强不慢弱，风化肃然。”

本心存仁，用法公平，订法明确，劝善不累，执法严格，绝不循私枉法，诸葛亮的法治精神，在今天，也是有大启迪的。

四、身体力行，诸葛亮行法从我做起

《三国志.诸葛亮传》：马谡失街亭，至第一次北伐失败，诸旬亮挥泪斩马谡，上疏曰：“臣以弱才，叼窃非据，亲秉旄钺以厉三军，不能训章明法，临事而惧，至有街亭违命之阙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授任无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暗，《春秋》责帅，臣职是当。请自贬三等，以督厥咎。”果然由一国丞相贬为右将军。那曹操座骑坏了百姓麦田，遂削发代首，跟诸葛亮比起来，总有“作秀”之嫌，即便现而今，能够作到这一步的，恐也不多见，说到底，就是个“用人不当”嘛，至于吗？

讲葛亮一生提倡为政清廉，他自己就决不贪腐，堪称表率。《三国志.诸葛亮传》：“初，亮自表后主曰：‘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无别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羸财，以负陛下。’及卒，如其所言。”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内没有多余的衣物，外没有额外的财产，忠烈武侯，高风亮节，义薄云天！

诸葛亮的以身作则，的确带出了一个清正廉洁的高级干部班子。在外交上表现杰出的邓芝，“不治私产，妻子不免饥寒；诸葛亮军事上的继承人，大将军姜维则是“宅舍弊薄，资财无余”，且“乐学不倦，清素节约”；后来的宰相费玮，“雅性廉素，家不积财，儿子皆令布衣素食，出入不从车骑，无异凡人。”……

建兴十二年八月，亮疾病，卒于军，时年五十四。

《襄阳记》：“亮初亡，所在各求为立庙，朝议以礼不听，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。言事者或认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，后主不从。步兵校尉习隆、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：‘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，甘棠为之不伐；越王思范蠡之功，铸金以存其像。自汉兴以来，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。况亮德范遐迩，勋盖季世，王室之不坏，实斯人是赖，而蒸尝止于私门，庙像阙而莫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今若尽顺民心，则渎而无典，建之京师，又逼宗庙，此圣怀所以惟疑也。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于沔阳，使其亲属以时赐祭，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庙。断其私祀，以崇正礼。’于是始从之。”

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”到底民心是秤，民意最珍贵，诸葛武侯的人格光辉，历一千七百七十余年而日益璀灿，其丰富、博大，且一以贯之的法制思想和卓有成效的法治实践，至今，仍然有着巨大的标榜意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