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颂的“罪刑法定”

主讲人：黄一平

“迨十八世纪民权主义勃兴，尊重个人权利，攻击罪刑擅断之不当，乃主张凡行为于法律无正条者，不得处罚nulla poena sine lege，法国人权宣言第八条首揭此旨，是为罪刑法定主义。”（[台]韩忠模《刑法原理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）此论代表了中外法学界之主流观点，似无疑义。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7月版的《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.刑事法学》以通用教材的方式肯定了此说，并进一步追溯道：

“据考证，‘法无明文不为罪，法无明文不处罚’最早以文字记载这一原则是拉丁文罗马法。但这不意味着罗马法就已经实行罪刑法定。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，一般认为是英国1215年大宪章。17、18世纪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，诸如洛克、贝卡利亚、费尔巴哈等的倡导之下，罪刑法定原则才得以确立。1789年的法国《人权宣言》，1791年的《法国刑法典》草案，1810年《法国刑法典》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。”

据此，当我国97年《刑法》第3条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后，学界咸以为该原则的引进，表明我国刑法注重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，对我国刑法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笔者并不想挑战“罪刑法定主义”泊来于西方的既定主流观点，然而，检索中国法制史，“罪刑法定”确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货，且早于英国大宪章近1000年。

《晋书.刑法志》：“刘颂上疏曰：‘又律法断罪，皆当以法律令正文，若无正文，依附名例断之，其正文明例所不及，皆勿论。”好一个“皆勿论”！依法治罪断狱，都应当以法律法令正文为据，即“以法律为准绳”，且强调“正文”，说得好生明白。若无正文，也须依附法律所确认的判例“断之”，若正文、名例都没有的，均不得以犯罪论处！归纳起来，即可表述为：法无明文规定及无法定判例可依不为罪。这不正是典型的“罪刑法定主义”吗？还是清人沈家本参校详细：“颂疏所言，今东西国之学说正与之同，可见此理在古人早已言之，特法家之论说无人参究，故称述之者少耳。”

《晋书.刑法志》：“刘颂，字子雅，广陵人，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。世为名族。……武帝（司马炎，笔者注）践阼，拜尚书三公郎，典科律，申冤讼……迁议郎，守廷尉。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，诏使考竟，颂执据无罪，寅遂得免，时人以颂比张释之（汉文帝时廷尉，以执法平省著称。）……”可见，西晋武帝时，刘颂即为中央一级司法大员，他之法律主张，在当朝分量必是很重的。惠帝时，刘颂为三公尚书，“又上书论律令事，为时论所美。”如前所引，其立论之新，论据之实，论述之详，论理之周密，怎不为时论所美？

刘疏开宗明义即指出：“自近世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。臣今备掌刑断，职思其忧，谨具启闻。”汉末大乱，魏、蜀、吴并起，干戈不息，氛雾交飞，其后晋承魏祚，三国一统，正应了《三国演义》那句卷首语：“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云云。那司马氏掌权之后，虽倾力治乱，然朝纲废滞，已非一日，法纪整肃，更何况朝夕之间，所以那刘尚书“备掌刑断”之时，正是法律淆乱，令出多门，甚至有法不依，牵文就意，“至惠帝之世，政出群下，每有疑狱，各立私情，刑法不定，讼狱繁滋。”刘颂闻之睹之，所以“职思其忧”，不吐不快了。

刘颂继续论道：“……是法多门，令不一，则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奸伪者因法之多门 ，以售其情，所欲浅深，苟断不一，则居上者难以检下，于是事同议异，狱犴不平，有伤于法。”法出多门，律令不一致，则官吏不知怎么办才是尽忠职守，老百姓不知什么是不该做的。这样，奸伪者则因法出多门，乘隙以售其私情，按他们私欲的深浅，作出不一致的裁断，这样下去，对法律必然有大伤害。

“然天下至大，事务众杂，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，故臣谓宜立格为限，使主者守文，死生以之，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，以差轻重，则法恒全。事无正据，名例不及，大臣论当，以释不滞，则事无阂（阂，阻碍也）至如非常之断，出法赏罚，若汉祖戳楚臣之私己，封越氏之无功，唯珍主专之，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。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，似是而非之奏塞，此盖齐法之大准也。”当然也有非常的情况，那就专门定立赏罚的法律，如汉高祖所作的那样，但那是皇上的专有权利，而不是奉公守法的大臣门所可以拟议置喙的。在“法恒全”，且主者“死生以之”（誓死忠于法律）的情况下，请托求情的绝迹了，似是而非的议论没有了，这就达到了法令齐平，天下大一准的美好目的了。

值得重视的是，刘颂“罪刑法定”的思想在当时甚至不是他个人的标新立异，他代表了朝中一股相当成气候的思潮，时尚书裴顾就上表陈曰：“先王之其所以然也，是以辩方分职，为之准局。准局既立，各掌其务，刑赏相称，轻重无二，故下听有常，群吏安业也。……”汝南王亮也大力支持刘颂的观点：“夫礼以训世，而法以整俗，理化之本，事实由之。若断不断，常轻重随意，则王宪不一，人无所错矣。故观人设教，在上之举；守文直法，臣吏之节也。……今法素定，而法为议，则有所开长，以为宜如颂所启，为永久之制。”

惠帝于是诏下其事，门下属三公曰：“昔先王议事以制，自中古以来，执法断事，既以立法，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。若常以善夺法，则人逐善而不忌法，其害甚于无法也。案启事，欲令法令断一，事无二门，郎令吏以下，应复出法驳案，随事以闻也。”

如果这样下来，则中国封建法制，也美仑美焕，几臻于近、现代法制之文明、民主、保障人权之境界了。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封建立法权就是皇家的一己之私，连刘颂都十分明白，因此封建法律的本质就在于扼杀人权，维护皇权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刘颂时昙花一现的“罪刑法定”其本质与现代法制的“罪刑法定主义”，乃是大相径庭的，这也正是笔者不敢挑战该原则西来的主流观点的主要原因。

“及于江左，元帝为丞相时，朝廷草创，议断不循法律，人立异议，高下无状。”（《晋书.刑法志》）呜呼，刘颂苦心孤诸，也仅行得20余年，封建皇权之下，所谓“罪刑法定”也注定是短命的，难怪“故称述之者少耳。”然而，在漫漫长夜的封建法制文化中，刘颂的思想，毕竟是非常少见的亮点之一，弹起过一星火花，犹其如此，更值得珍惜。